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无上访史”

2015-05-14 21:31   来源:黄冈资讯   

  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无上访史” 天坛北门向西三个街区,拐进狭窄的金鱼池西街,再向北三四百米,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对面,是一排五六层的矮楼。和北京二三环周边社区一样,矮楼的地下室都辟为对外营业的旅馆,最北边的一家地下室旅馆门面不大,名叫金天龙宾馆。这里是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县集中安置来京访民的定点旅馆。一个月前,一个名叫徐纯合的庆安县农民,跟县里信访办的干部一起来到这里,声称来北京找自己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三个孩子。

  2015年5月2日,在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候车室,徐纯合在与庆安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李乐斌发生冲突后,被民警开枪击倒身亡。北京金天龙宾馆的前台工作人员们听说过这起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警察枪击案,但在财新记者到来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一个月前刚刚见过这起新闻事件的当事人。

  “他(徐纯合)抽着十块钱的烟,穿着新衣服——听说是信访办的人花了几百块钱给他买的。”金天龙宾馆的前台服务员还记得4月20日的那一幕,“一大清早,他(徐纯合)就要出门,嚷着要去找他妈。回来告诉说找到了,他们就都退房走了。”

  徐纯合家所在的庆安县丰收乡丰满村村支书王淑华、村委会会计邓利民,也向财新记者证实了这次赴京接人,“是徐纯合主动打电话,说徐母在北京走失了,让村里来帮着找”。

  在丰满村两位村干部的记忆里,除了4月份这一次,之前还派人去北京接过徐母两次,这也得到了庆安县信访局一位局领导的确认。“他们去北京要饭,有两次被铁路警察抓住了,然后送到天坛那儿,让我们给接回来的。”在村干部印象中,徐母还两次去大连乞讨,被当地救助站的人送至哈尔滨,通知村里派人接回。

  村干部称,这几次北京和大连,都是徐母带着徐纯合的三个孩子(女儿现年7岁,两个儿子现年5岁和6岁)去的,徐纯合本人并没有去。徐母也对财新记者表示,徐纯合从未上访过。

  北京金天龙宾馆的服务员也对徐母印象深刻。“当然记得他们,去年有一次,黑龙江当地信访办送过来的,老太太领着三个小孩,臭得要命,我还说要给三个小孩洗洗澡。”

  当时徐母告诉宾馆服务员说自己是来上访的,但没有说自己为什么上访。服务员告诉财新记者,她听说的是,信访办给了徐母一万多块钱,让他们回去好好过年,但是徐母拿了钱还是要带着孩子来北京乞讨。服务员补充说:“我听说是她儿子(徐纯合)逼他妈在北京要饭,不让她回家。”

  徐母曾告诉财新记者,她上访的目的是“让孩子上福利院”。丰满村村支书王淑华回忆称,今年民政部曾接待过徐母一次上访,就在大年三十那天(2月18日),后来安排当地解决,派人给送回了绥化市,“我们接到上边通知,大年初一去绥化给接回来的”。

  徐母的这一次上访还登载在今年2月18日的北京晚报网站上,并配上“82岁的朝鲜族老人权玉顺和她的三个孙子孙女吃上热乎乎年夜饭”的照片和报道。该文介绍说,权玉顺老人和三个孩子2月17日到的北京,因为迷路被好心人带到东城区公安分局。权玉顺称自己的儿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肾炎、肺炎等疾病,早已丧失劳动能力,不仅没法照顾孩子,甚至生活自理都很困难;儿媳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也没法照顾小孩。这几年来,一直是权玉顺老人独自抚养三个孙子、孙女。家里除了每年几千元的低保之外,再没有别的收入了。随着年龄慢慢增大,权玉顺已经没有精力带孩子了,她希望能让当地的福利院收养孩子。但按照规定,孩子的父母都健在,不符合收养规定。

  这篇稿子称,经东城分局民警与民政部沟通,得知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收养政策,老人希望的收养情况有望得到解决。于是,民警给老人和孩子安排了住处,还买了一大包小孩喜欢吃的零食。2月18日一早,东城公安分局的民警把老人和3个孩子送到了民政部(上访)。

  但村干部称,后来县里查了,还是认为三个孩子不符合进福利院的条件,只能是全家享受低保。村支书王淑华表示,“上访”更像是徐母的一种托辞,徐母基本每次都是带着孩子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乞讨,被警察抓了之后就说不是要饭,而是要反映情况。

  王淑华认为,村里对徐纯合一家已经非常照顾。她给徐家算了一笔账:“他家五垧地,包出去每年6000元”,徐纯合的妻子李秀芹是城市户口,享受铁力市的低保,每年最少也能有5000元,徐纯合、徐母和三个孩子,村里都按农村低保最高标准给的,每人每年2700元,冬天还给取暖费。她还强调,这些都有账可查,低保的钱都直接打进徐母的存折,不经村里的手。

  王淑华还介绍,从2011年开始,村里先后给他们找过三个房子,前两个大概每年1000元左右,房费、电费都由村里交。后来因为徐母去庆安县城“乞讨”不便,徐纯合又要求在庆安住,村里又给他在县里找房,并给徐每年1500块用来交房租。徐纯合的大女儿到了入学年龄,村里也给安排了学校,但徐母外出乞讨,还是都带着徐纯合的大女儿。

  一位庆安县的政府官员向财新记者承认,因为曾数次到北京乞讨、上访,徐母确实在当地重点稳控的名单之中。丰满村干部也称,徐母去北京要饭的问题,不光在丰满村,在整个县也是“挂了号的”。村干部也对财新记者坦陈,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上级严令之下,他们曾看着徐母不让其进京,“是到车站堵过几回”。

  “其他时间她去要饭我们都不管,有两次走我们都没管她。”村干部还曾想让徐纯合同母异父的姐姐去劝劝徐母,“让她别出去要饭了,但他姐也不管”。

  上述庆安县工作人员透露,庆安县的信访局、法院、公安等均有专门的驻京人员,一般程序是由北京警方送至马家楼的接济服务中心中转,再由对应的地方政府接回。而稳控重点对象背后则涉及到信访工作的考核与问责,据该工作人员介绍,省内会根据各地的上访人数进行排名,相关责任人会受到“诫勉谈话”,甚至免职。

  当地人士称,无论在黑龙江省内还是在绥化市内,庆安县的上访情况并不算突出,只是近一年来由于征地拆迁等问题,访民开始增多。

  按照信访工作“属地管理”的原则,人由村里去接,费用也是当地出。徐纯合一家在北京金天龙宾馆的住宿费都是由当地信访办支付的。王淑华说,老人带孩子一共四口,因为还要有人抱孩子,每次都得去好几个人,赶时间的话还要坐飞机到北京,两年来总共花了三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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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泽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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